115.SU吃瓜黑料网址:热点爆料-《陈寅恪四书》：我们今天为何需要“陈寅恪研究”及其再研究
陈寅恪
《陈寅恪四书》是历史学者张求会教授关于陈寅恪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骘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张求会先生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义宁陈氏家族研究，出版专著《陈寅恪的家族史》（2000）、《陈寅恪丛考》（2012）、《陈寅恪家史》（2019），编辑整理《同照阁诗集》，合作编纂《陈宝箴集》。此次出版的《陈寅恪四书》依主题分为四册，分别为《馀生流转：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古调犹弹：六位学人日记中的陈寅恪》《世外文章：陈寅恪集外文钩沉》《尔尔区区：“陈寅恪研究”之再研究》。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四个分册的导言以飨读者，标题为编者所加。
《陈寅恪四书》之一：《馀生流转——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
《馀生流转——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第一书）
《馀生流转》，“陈寅恪四书”第一种。书名取自陈寅恪诗《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岭海移家春欲暮，清明上冢梦初回。馀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纸烬不飞鸦铩羽，眼枯无泪溅花开。”“己丑清明日”，值公元1949年4月5日，陈寅恪流寓岭南的第77天。既有史料足以证明：在1951年9月之前，陈寅恪、唐筼夫妇并没有完完全全将广州当作人生的最后落脚点。本书所收十篇文章（其中一篇因故删除，仅存题目），串起的正是1948年后陈寅恪的“馀生流转史”。
十篇文章，恰巧是“十个一”，以时间为序，连缀起陈寅恪的生前和身后。
一批去向不明的图书。《陈寅恪托寄书籍之谜》涉及1937年、1938年、1948年三次托寄书籍，重点探讨的是留下悬疑的最后一次。悬疑来源于这样一个传说：“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随胡适由北平飞到南京之后，被傅斯年纠缠不过，出于应付，便先寄了一个木箱到台湾，说内有自己的重要手稿，而自己也随后就到。傅、陈二人先后弃世许久，史语所始把木箱打开，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旧报纸和砖头。”为写此文，我采访过陈家的姻亲俞声恒君，初步判断恶作剧的作者另有其人。拙文又引用了台湾学者郭长城披露的重要史料——流落在台的一批陈寅恪“私人文物”。这批“私人文物”以图书为主，一度庋藏于史语所，继而神秘地现身于台北某家旧书店，随后人间蒸发。这批极有可能依然存世的陈家“私人文物”，与那个被调包的“文稿箱”是否属于同一批托寄之物，同样令人百思难得其解。俞声恒君看到拙文后，写了一篇文章和我商榷——《也谈陈寅恪书籍的流散、失窃与调包》。征得声恒君同意，我将他的大作附在拙文后面，方便读者了解全貌。俞文澄清了拙文的误会之处，披露了源自家族内部的另一些说法，又引用多封陈寅恪友朋往来书信，对五次（多出1939年和1945年各一次）托寄书籍作了更全面的梳理。俞文对于陈寅恪及其友朋书札的使用，既令我感佩，也让我警惕。
一份电报稿。《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也许称得上本书的主打文章，至少是最切合“馀生流转”这个主题的。所谓“直接证据”，指的是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发给“台湾省警务处”的一份电报底稿。这篇文章首刊于2010年4月29日《南方周末》。录入本书时，有增补，有删改，力求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紧承上一文而来。通过对比两份文献，我发现了一个细节：陈家为办理赴港入境证提交的是“像片四张”，为办理赴台入境证提交的是“申请书四纸”，两次都只准备了四个人的材料，唯独缺少长女流求的那一份。我一直期盼着能够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的续编中获得答案，遗憾的是，回忆录续编没有等到，却传来流求女士病逝（2022年2月12日）的噩耗。
一次访谈。《关于唐筼赴港的新材料》也和那篇主打文章相关，材料来自2010年5月18日我对陈流求、陈美延女士所作的一次访谈。两位女士专门补正了一些细节，尤其是对她们的母亲唐筼最后一次赴港时间的回忆。文章的发表，事先征得了两位陈女士的同意。此次重刊，也是借以表达对流求女士的哀悼和纪念。
一封未刊信。《中央高层迎请陈寅恪居庐山讲学的原始证据》依然围绕着“馀生流转”展开论述，只不过“去”与“留”的纠缠变成了“出”与“处”的选择。1950年，中共中央高层曾经接受民主人士李一平的建议，准备将陈寅恪从广州迎请至庐山讲学、生活。此后多年，这件事一直作为小道消息在知识界传播。直到2006年，《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面世，才首次完整披露了陈寅恪本人1961年8月30日对此事的忆述。然而，李一平是否留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长期以来从未听闻。2019年7月，朱邈向我提供了一封其外祖李一平写给陈铭枢的未刊手札，信里明确谈及此事的进展情况。至此，中央高层有意迎请陈寅恪居庐山讲学、生活一事，总算出现了第一份最原始、最直接的文献证据。2021年12月，楚雄师范学院的朱和双老师指出了拙文的疏漏，我根据他的重要提示作了较大修订。2023年，我在陈隆恪的一封家信里又发现了与陈寅恪北返相关的信息，现将此信及其笺释附录于后，以为旁证。
一张老照片。《陈寅恪授史图》其实只是一幅陈寅恪给学生上课的照片，此前一直没有名称，我试着取了现在这个名字。这张照片广为流传，可是除了拍摄地点能够确定外，拍摄时间有不同说法，拍摄者的信息付诸阙如，听课者的身份也从未确认。2018年3月31日，洪光华君和我有幸采访了照片中的一位听课者——汪廷奎先生，这才初步弄清楚了其中几位听课学生的大致情况。写作此文时，最打动我的是不同年代的师生情。这次修订再刊，最大的贡献则是在众多友朋的帮助下首次确认了高守真老师的去世时间。“流转”一生、一生“苦寒”的陈寅恪和高守真，或许都可以在后死者的追念中感受到一丝丝温情与敬意。
一个让陈寅恪为难的话题。约在1965—1966年，陈寅恪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中，陈寅恪特意安排一章《关于寅恪之婚姻》，简要介绍因为唐景崧的一件诗幅而与其孙女唐筼结缘的经过。看似简洁、冷静的言语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敏感而尴尬的话题——怎样评价1895年唐景崧在台湾抗日活动失败后的仓皇内渡。友人陈晓平对拙文《唐景崧内渡——一个让陈寅恪为难的话题》评价颇高，他对该文主旨的概括十分到位：“陈寅恪作为以求真为职志的史家，如何处理尊亲在历史上可能的污点，在谨守中国传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原则与‘史必征实’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陈先生的应对，具见苦心，也足为范式。”此次增订重刊，既为了凸显陈先生在“馀生流转”的特定情境下依然有所坚守的史德，也为了答谢陈晓平君对拙文的谬赞。
一本书里的隐身人。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写过两本陈寅恪传记，我这次重点讨论的是第二本《守望：陈寅恪往事》对历史当事人的“匿名”现象。康乐园是陈寅恪“馀生”栖止之所，二十年间，为何康乐少而悲苦多？客观而言，这些被后来者完全或部分隐匿身份的历史当事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我最想说的话全在文章结尾：当“选择性呈现”已然相伴而生，谁能保证“选择性遗忘”不会接踵而至？一旦“选择性呈现”和“选择性遗忘”成为群体性习惯，谁又能确保灾难只会“选择性重现”而非“必然性再临”？
一桩公案。陈寅恪、刘节相交43年，最能反映师弟情谊之深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大概是“文革”时刘节代替老师挨斗这件事。这一最具传播价值的细节，在刘节日记里却没有直接记载，显隐起伏之间，最终成为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我一直没有和陆键东君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我认可他的做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初版本及修订本始终未采用这一传闻。在最有力的书证、人证依然未被完整呈现的前提下，对此事存疑应该得到尊重。用刘节的话来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合情合理的怀疑有助于还原历史场景，而“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式的推论并非每次都能服众，也无益于争议的解决。
一个葬礼。陈寅恪的“馀生流转”延续到了身后，演变成“入土难安”。从1969年逝世，到2003年归葬庐山，其间经历了无数波折，几代人完成了一场特殊的接力赛。我有幸触碰过最后一根接力棒，又幸而在第一时间留存下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更庆幸的是无论同道抑或读者迄未发出任何质疑声。可见，“用材料说话”，“威权最怕材料”，这些朴素的话语依然坚强有力。令人惊喜的是，在我校订本书时，恰逢郑翔先生完成了忆述归葬始末的专文。征得郑君同意，谨以这篇史料价值极高的佳文作为压台戏。
“十个一”，不知不觉数十年，起始于肉身“流转”，终结于魂魄“永驻”。
“陈寅恪四书”之二：《古调犹弹——六位学人日记中的陈寅恪》
《古调犹弹——六位学人日记中的陈寅恪》（第二书）
“古调犹弹”，源出陈寅恪《戊戌六月廿九夕，听南昌市京剧团李今芳演〈玉堂春〉，戏题三绝句》之一：“竟如古调不多弹，听唱苏三亦大难。今夕得闻堪一笑，况同乡里旧长干。”学者严晓星认为，首句化用了唐人刘长卿的《听弹琴》：“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陈诗写于1958年，虽在黄钟尽毁之荒唐年代，此诗倒未必有太深的用意。我改造陈诗用作书名，则是有所引申，与刘、陈原意不尽相合。简言之，本书所收六篇文章，铺陈的是夏鼐、刘节、郑天挺、陈君葆、梁方仲、竺可桢等六位学人与陈寅恪的交往史，表彰的是变雅之声盛行而犹弹古调的仁德义举、真情实谊。
六位学人，每人一篇。六篇文章的原始材料，都是日记（旁及个人记事、笔记、书信等私人文献），私密性强，可信度高。说起学人日记，与陈寅恪关系最密切的，吴宓日记无疑位居榜首，学术价值最大，关注度也最高。既然其精华已被吸取殆尽，也没必要炒冷饭，反倒是那些尚未被关注或者关注得不够的日记可以小试拳脚。“夏鼐”“郑天挺”这两篇，就是被我抢了个先，在两部日记推出不久，我便将其中与陈寅恪相关的内容胪列成文；其余四篇，则属于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挖掘和拓展。六人之外，顾颉刚、杨树达、夏承焘等陈氏故旧的日记，或整理出版，或增订再刊，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座又一座“金矿”。在我看来，“日记里的陈寅恪”和“报刊里的陈寅恪”，有可能是未来若干年助推陈寅恪研究深化、细化的两个重要领域。本书算是第一个领域的试验品，学者周运最有希望在第二个领域取得重大收获。
此次将六篇文章汇编成集，我曾经想过以六人的年齿为序，又想过以结识陈寅恪的前后为序，甚至打算以交谊之深浅为序，权衡再三，最终选取了以完稿先后为序。为什么这样安排？有必要做出解释。
各篇文章，叙写的是与陈寅恪的交往史，各人年龄大小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此，这个排序标准很快被我否定了。
那么，改以结识陈寅恪的先后为序呢？竺可桢与陈寅恪同一年出生，1908年曾在复旦公学同窗一年；刘节受业、夏鼐听课，各有比较准确的时间记载；陈寅恪何时与陈君葆共事于香港大学，也在陈君葆日记里写得分明；梁方仲正式拜识陈寅恪的时间，目前只能推算在1937年至1938年之间；郑天挺日记尚有未刊部分，他与陈寅恪结识于何时，现在还不敢贸然断定。显然，这个顺序也不完全可行——即便可行，意义也不大。
六人与陈寅恪的交往，既有早有晚，也有深有浅。如果按交谊深浅为序，排序的难度则更大。举例而言，竺可桢认识陈寅恪最早，从1908年起算，截至1966年最后一次晤谈，两人断断续续交往了58年。仅从竺氏日记来看，无论是公谊还是私交，竺、陈二位称得上中规中矩、不愠不火。无论政局如何变易，陈寅恪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竺可桢则一直兼有多个重要的社会角色，因此，陈从竺那里获得的帮助明显更多，也就不足为奇。
夏鼐亲炙于陈氏门下虽然很早，但在清华仅仅听了一个学期的选修课，十年后（1943年）途经桂林，前往拜晤陈老师（时任教于广西大学），未遇。此后，直到陈寅恪1969年去世，至少在夏氏日记里没有发现两人见面的记载。夏鼐比陈寅恪整整年幼20岁，属于弟子辈，他对老师的敬重维持了一生，但就交谊深浅而言，还真不好下结论。
再以陈君葆为例，他与陈寅恪共事的时间虽然很短，对陈寅恪的关怀、照顾却始终不渝，战火中救饥拯溺，动乱时代购药品。然而，两人在政治主张上区别甚大，交往的深度必然受到影响。
刘节、梁方仲都是清华出身，刘是陈氏入室弟子，梁正式拜识陈氏却在毕业之后。1949年，陈寅恪、梁方仲几乎同时受邀任职于岭南大学。三年后，两人一并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与刘节成为同事。自此，刘节、梁方仲共同见证了陈寅恪的最后岁月。尽管有学者早在1995年就将刘、梁并列为“与陈寅恪关系最密切、情感最有共鸣的人”，但是新见史料足以表明，刘、陈之交与梁、陈之交，可谓有同有异，而异大于同。打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前者是酒，后者是茶。
有鉴于此，无论以年齿为序，还是以相识先后、交谊深浅为序，都难以让人满意。相比之下，按照六篇文章的完稿时间来排序，反而简单了许多：“夏鼐”一篇草于2011年，“刘节”一篇写于2017年，“郑天挺”一篇作于2018年，“陈君葆”和“梁方仲”以及“竺可桢”三篇完成于2022年。前三篇发表过，后三篇是首发。编次完结，我发现这样的顺序真实地记录了个人书写的变化：前三篇紧扣交往双方的史实而叙述，写得相对节制；后三篇则有些任性，不厌其烦地考证起所涉人物之行迹，篇幅也一发而不可收——“陈君葆”篇超过四万字，“梁方仲”篇五万字有余，“竺可桢”篇接近三万九千字。
细细想来，现在的排序可能也暗合了我对书名的理解：变雅既作而犹弹古调，从来有多种表现——可以是挺身护卫，也可以是嘘寒问暖；可以是仗义执言，也可以是静默不语；可以是一袋救命米，也可以是一句问候语。每一段交往史中，几乎都有为数不少的参与者，共同构建起一幕幕历史场景，然而，他们却在不知不觉间被岁月的风沙吹落出史册。张向天、罗文柏、罗慕华、梁受洪、谭幹、李宗瀛、王庆菽、曾昭权、楼桐茂……他们是谁？他们与陈寅恪有过怎样的人生交集？他们的温情和善意不应该永远被遗忘，陈寅恪的世界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个个位子。我知道我啰唆，不过，为了古调犹弹的他们，繁琐一点、枝蔓一点，也是可以容忍的吧。
“陈寅恪四书”之三：《世外文章：陈寅恪集外文钩沉》
《世外文章：陈寅恪集外文钩沉》（第三书）
“世外文章”，出自陈寅恪1919年3月所作《〈红楼梦新谈〉题辞》：“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虞初号黄车使者）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与“陈寅恪四书”之一、之二有所不同，本书取名与陈氏原诗并无直接关联，只是借作书名而已——这本书所收的十三篇文章，皆与陈寅恪（唐筼）的集外文有关。
十三篇文章的编排，总体上以类别为序：首佚文（第一至第四篇），次佚诗（第五篇），再次信札（第六至第十三篇）。这样的排序，也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以下简称“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保持了一致。三类文体中，信札最复杂，编列时不得不有所变通，没有采用写作时间这个常规标准。
第一、二篇，讨论的是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收录于《敦煌小说选读》讲义）；第三篇，披露的是陈寅恪阅读《宋诗精华录》时所作19条批注。《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尽管未被收进各种陈集，但确实是他的作品；19条批语出自陈寅恪之手，也无异议。第四篇，推测《吾家与丰润之关系》（陈寅恪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之第四章）针对的对象、可能选用的史料等问题。陈著缺失的文字，虽经后人补充，一直未能完全还原。拙稿《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首刊于1997年，时至今日，佚文仍未发现，就此而言，旧文新刊尚有价值——当然，增订稿与初刊稿肯定有所不同。此四篇，依从的顺序是陈寅恪佚文完成时间的先后：《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大约完成于1932年前后，《宋诗精华录》批注书写于1938年5月至1944年11月之间，《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作于1965年至1966年间。
第五篇《陈寅恪兄弟诗词“误署”问题》，由分析《寄王郎》是否陈寅恪诗作开始，连带着对陈衡恪、寅恪、方恪兄弟几首词的署名问题进行厘定，最终回到《寄王郎》的真伪辨析。署名“陈寅恪”的七律《寄王郎》发表于1916年，陈寅恪对三首词的“误署”正式进行交涉发生在1936年。拙文刊发于《中国文化》2012年春季号，胡文辉在2013年4月出版的《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里录入了《寄王郎》，文辉君给出的理由是：“此诗的刊出似甚孤立，来历不明，但目前既无直接或间接的否证，自宜收入。”这话虽然无法辩驳，但我还是倾向于暂不宜归在陈寅恪名下。
以上五篇，涉及陈寅恪佚文、佚诗。佚文或已认定，或仍在寻觅，真实无疑为其共同特征；佚诗一首（《寄王郎》），则真伪待定。
第六篇研究的是同一本书（《近代名人书札》）所收义宁陈氏三代人的三通信函，其中第三封信是陈寅恪写给胡适的。这封信虽然已经收入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书信集》，但其中的几个错字一直未被再版本纠正，原札本身的一个疑难点也依然存在。第七篇也是对已刊陈寅恪函札（致董作宾两通）的订补，考证出代替陈寅恪写信的“念和”是谁，堪称此文最大的贡献。匡正、补充的内容，也算得上另外一种辑佚补遗，故而予以收录。
自第八篇以下，六篇文章辑录了多封佚札（陈寅恪五封、唐筼五封、陈寅恪与其兄弟等联名者两封）。若不论真伪，仅以写作时间言，排序应该是：陈寅恪致杨荫榆（1924年8月20日）、陈寅恪致蔡元湛（1930年至1937年之间）、陈寅恪致傅斯年（1932年5月4日）、陈寅恪致董作宾（1944年4月13日）、陈寅恪与方恪等致龙井乡乡政府（1950年10月至1951年2月之间）、陈寅恪致陈方恪（1951年2月4日）、陈隆恪与寅恪等致刘少奇（约在1951年6月）、唐筼致陈康晦（三封，1958年至1959年）、唐筼致殷德贞（1961年6月10日）、唐筼致潘承冠（1961年6月11日）。麻烦的是，信札（尤其是名人手札）除了文献价值，更富含文物价值，鱼目混珠早已成为拍卖场上的常态。纸、墨、笔、印等实物的介入，使得信札真伪的鉴别难度远远超过了佚文、佚诗。
简言之，陈寅恪、唐筼家书四封以及陈氏兄弟等联署的两封信札，收存于陈方恪旧藏义宁陈氏家族文献内，整批流出、整批上拍，笔者初步研究之后，觉得可以排除仿冒的可能性；陈致董函，至少可以找到比较有力的旁证；唐致殷、潘函，基本上也能证其为真；陈致傅函，内容上先轻（归还所借通俗刊物）后重（校改傅氏学术著作），似不合常情；陈致蔡函，收藏家W君径称由沪上Y某伪造；陈致杨函，谢泳教授一口气向我列出了十点质疑，周明昭博士也认为“如果是真的，可谓奇闻”。权衡再三，我最终选取了真实性递减的特殊顺序，从新安排这六篇文章的位次。
我和W君在微信上结识，迄未谋面，不过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和关爱。某拍卖公司，未经我授权，擅自将我的文章（本书第十二篇）放入拍卖图册内，引发收藏圈怀疑我为其“站台”“背书”。在微信上沟通了几条信息后，W君相信我是“躺枪”了。我也告诉他，拙文并未把话说死，因为肉眼凡胎，实在无力辨别真伪。至于有没有收黑钱，高科技比天网严密得多，我从不担心被追查。
撇除无聊的话题，我和W君的分歧倒是值得一说：他认为，“文”“物”不可分离，“物”假，“文”亦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之谓也。窃以为，“文”真“物”亦真当然最理想，但也不能排除“物”伪而“文”真的可能性。俗话所称“照猫画虎”（我改称为“照虎画猫”），或许可以为之下一注脚。我们虽然难以说服对方，倒也相安无事，W君还慷慨地将所藏义宁陈氏文物的图片惠赠与我。
“孤证不立”虽为通则，多少还是有些绝对化；“不信不弃”看似骑墙，仍然不失为一种尝试。
这三年，我天天牵挂在外留学的女儿，经常焦虑、失眠，不知不觉养成了听德云社相声的习惯。传统相声里有段著名的贯口《莽撞人》，而我这个文物鉴定、文献考证的双料外行，就来做一回探路的“莽撞人”吧。
“陈寅恪四书”之四：《尔尔区区：“陈寅恪研究”之再研究》
《尔尔区区：“陈寅恪研究”之再研究》（第四书）
《尔尔区区》是“陈寅恪四书”的最后一种，也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评论集，所评论的著作、文章都和陈寅恪研究相关，或可称作“陈寅恪研究”之再研究。书名依然取自陈寅恪诗：“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挽张荫麟二首》之二）
收在集子里的十来篇书评和一篇序言，最早的发表于2006年，最近的完成于2024年。这次汇编成册，已刊的文章在基本保存旧貌的前提下，皆吸纳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或对正文进行修订，或在注释补充说明。保存旧面貌，是因为对自己的文章还有一点信心，从前的观点或看法没有什么大变化；吸纳新成果，既是对被评论者负责，也是对读者有个交代。试想，被评论者采取或借鉴了批评者的意见，对著作、文章有所修订，书评人当然也应该再有所回应；而读者早就看过书评了，凭什么还要再花钱买一件毫无新意的旧产品？
书评因著作而生，著作因书评而完善，读者既是著作的鉴赏人，也是书评的裁判员——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良性互动。
可惜的是，理想一直很遥远，实际情形是谁都爱听奉承的话，没有人天生喜欢被批评，纳谏如流者从来都不多见。这些都属于人之常情，完全正常，可以理解。最糟糕的，或者说最不想看到的，是被批评者与书评人之间根本无法理性互动，甚至闹到诉诸公堂的地步。
我遇到的反应最激烈的被评论者，非L先生莫属。庆幸的是，迄今为止，我还只是被他严厉地申斥（目前停留在文字上），尚未被他告上法庭。生命有限，胆量更小，因为忌惮他，我一度后悔甚至害怕写书评。这次之所以愿意把书评结集出版，而且把批评L先生的两篇文章全文照录（还壮着胆子作了补充），最直接的动因是见识了他在海峡对岸所出的两本新书——《陈寅恪别传》《造神与造假：〈陈寅恪别传〉续篇》。树欲静而风不止，“因缘”若此，不得不再作回应。想说的话，两篇旧作早已说过，不再赘言。谨此重申一个常识：一切研究都要用材料说话，而任何材料都要过得了“覆按”这一关，也就是说，材料必须是人人可以重新检证的客观存在。
最后再说说书名。“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二语，内涵何在？胡文辉君的释读，扣住张荫麟之不幸遭际——在随浙大流亡途中“因慢性肾炎不治英年早逝”，结合张氏在文章里的主张——“大学教授不应为稻粱谋而经商，以免为人师表者市侩化”，强调这两句诗的要义——“相对于国难而言，个人生活的困苦固可不计”。我借用其中的“尔尔”与“区区”作为书名，想要表达的，却是这样的意思：
无论被尊崇还是被践踏，无论被纪念还是被遗忘，陈寅恪的道德文章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陈寅恪有着足够的自信和自觉。换言之，真正需要“陈寅恪研究”及其再研究的，并非陈寅恪本人，而是陈寅恪以外的其他人——与他同时代的同胞，尤其是作为后辈的一代代中国人。因此，即便是认真、严肃的“陈寅恪研究”及其再研究，相较于陈寅恪的道德文章，不过“尔尔”；而那些故作惊人之语的“研究”或“再研究”，对于陈寅恪的历史地位而言，犹如蚍蜉撼大树，恐怕连“区区”都称不上。
《陈寅恪四书》，张求会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1300页，2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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